界定新质生产力的经济指标(II)
《圆桌纵横谈》在界定新质生产力时，开头的提问非常发人深省。首先是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扩大消费，但是找不到“堵点”。接着发现有的部门踩油门，有的地区则踩刹车，如何能扩大消费？政府工具箱里很多工具，为什么不用？接着展开的国际比较，都是拿中国的消费比例比美国，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说事。奇怪的是，世界上哪个国家靠拉动消费能达到比中国更高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为什么指导中国的经济政策，要优等生向差生看齐？如果劳工大部分收入都用于温饱，富人大部分盈利都用于炫耀消费，奢侈消费，国家如何能推进基本建设的投资，提升国家竞争力，同时造福社会？国内主流媒体的国际比较，有点类似请国军败将来给共军战神评级授勋？近几十年国内风行的经济学教条主义，体制上源于搞国际接轨的历史后果。因为摸石头过河的对象，就是河对岸的美国模式。
接着请政府管理部门的经济学家提出几个西方经济学的经济指标，包括用官方汇率计算的名义GDP和美国的比例，依据索罗外生增长论的残差来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中国的ROE和美国的比例，中国要从低成本走向高增值。风险投资家进一步补充了对企业很有吸引力的指标，包括制造业的附加值，企业毛利率，投资回报率。例如美国苹果手机在中国生产的手机，10年前留在中国的价值占比只有3.5%， 现在到了26%，什么时候能到70%？如果中国能追赶苹果公司的利润率，是否就可以实现中国的共同富裕？也有的经济学家提出要发展美国模式的服务业，是否能指导中国双循环面临的结构调整？
让我惊讶的是，《圆桌纵横谈》的专家们，几乎无人理解美国发动美中贸易战的经济理由，尤其不理解特朗普认为中国加入WTO以后的中美竞争，美国是输家，中国是赢家。原因恰恰是美国大量进口廉价的中国商品，无论是劳力密集，还是技术密集的产品，虽然降低了美国的通胀率，提高了美国高科技公司和华尔街的利润率，但是输掉了美国工人的就业，造成美国全面的社会危机。特朗普承认美国企业无法和中国竞争，才要对中国产品加关税，逆全球化，搞贸易和科技的保护主义。纽约时报做过著名的调查，发现中国深圳的产业集群，配套能力比美国地域分散的垄断企业高得多，才把iPhone的制造外包中国，引发美国一连串的垄断企业，从电子到汽车都外包给中国，造成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
更严重的是，专家们似乎无人研究美国金融危机不断发生的经济机制。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第一大是医疗负担，第二大才是军费。中国要学美国模式的高端服务业，如何避免中国制造业的空心化？中国失去制造业的优势，又如何创造年轻人的就业？没有充分就业，如何拉动消费？
宏观经济的管理，是应当继续中国模式的推进投资，还是学习西方国家的拉动消费？这恰恰是我们代谢增长论和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空想资本主义的基本分歧。为此，我们要做一点新的复杂经济学的启蒙工作，以破除对西方经济学这一伪科学的迷信。
(I) 如何理解美国现居世界第一的“名义GDP”？以研究产权理论著名的经济诺奖经济史家，在1986年发表了一篇颠覆性的论文。他用美国的历史经济数据发现，美国从1870到1970的百年间，交易成本（就是物理学的熵，废热，或无用功），从美国名义GDP的25%，增加到50%。原来依据科斯交易成本理论的产权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大国兴起的制度原因，是降低交易成本。而诺斯的经验证据恰恰相反。这使晚年的诺斯转向文化和战争等因素来研究大国兴衰。我们的发现就是产业和技术新陈代谢的竞争。资本不可能保值增值，而是周期性毁灭。投资夕阳产业的资本沉没或转移，投资新兴产业的资本，如果能“农村包围城市”，“边缘挑战核心”，就可能突破夕阳产业的垄断和资源控制，导致大国兴衰和经济中心的转移。这是我们发现中国的有效GDP，远大于世界银行所谓的购买力平价的中国GDP，当然高于美国的真实GDP。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美世界格局逆转的经济原因。贸易战是果不是因。
(II) 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索罗理论，是美国主导的过度消费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经济学理论。索罗假设经济没有规模效应，生产函数的形式是无限增长，没有生态资源的约束，然后用计量经济学的回归方法，扣除资本，劳力，资源贡献以后的统计学”残差“，科学的定义应当是”黑箱“，西方经济学的魔术箱，就是给自己的无知，取一个美丽的哲学名字，索罗的残差，就叫”全要素生产率“，宏观经济的中长趋势叫”理性预期“，没有大企业的恶性竞争，叫”有效市场“和”一般均衡“。中国的教条主义经济学家就望文生义，连原始论文的定义都懒得深究，就开始在教科书和政策文件中推广西方经济学的术语，来为中国的实际操作辩护。这样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折衷主义，如何能理解高瞻远瞩的新质生产力？用鼓吹无限增长，过度消费的索罗外生增长论来实行绿色可持续经济，岂不是南辕北辙？
(III) 投资实践用什么金融理论指导？可以用经验数据计算的金融数学，只有现金流折算法(Discount Cash Flow)。
连续价值=净现金流量/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其理论非常简单，就是比较存银行的无风险收益，是本金加利息。投资多年的收益计算就是利率折算的现金流。理想条件下可以成为是否值得长期投资的判据。问题是，只有固定收益的无穷长现金流才能计算确定的结果。如果各个阶段的现金流发生变化，就只能猜测，无法预测。更严重的问题是，现金流的价值变动没有考虑开放竞争下的兑换率风险和通胀率风险。所以，投资决策只能是对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远见和博弈。问题如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出在投资时考虑的投资期限应当有多远？
美国做资产重组和企业兼并咨询的麦肯锡顾问公司，提供了经济学教科书从不披露的经验数据。
先观察多长时间的现金流能解释观察到的股票价值的平均值为：
5年，19%；10年，40%；15年，54%；20年，65%；25年，74%。
如果按8年的现金流观察，按产业能解释的股市价值的比例为：
烟草业，44%；运动器材，19%；皮肤保健，0%；高科技，-25%。
读者如果注意以上的数据，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最具创新能力的科技公司，都跑到美国而非国内或香港股市上市。因为中国的股市上市规则，要求企业有几年的盈利记录，动机也许是防止上市公司的业绩虚报。但是，大家都注意到亚马逊，苹果那样的创新公司，开始几年没有盈利，但是市场份额高速增长，让投资者看到的不是企业的分红能力，而是市场份额的增长潜力。中国股市管理机构和金融部门的保守方针，让中国股市的发展完全和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脱钩。
这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个重要“堵点”。即政府部门多年来空谈市场化和法制化，却不理解这是同一问题的两面。只有远见的法制设计和监管方法，才能鼓励市场的创新竞争和规模增长。短视的体制只能容忍恶性竞争和跟风投机，难以实现中国模式的健康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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